因此，向现代性的过渡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上的，而且无非是一种过渡而已。正是因为由现代学院课程所塑成的心灵，惯于将社会政治变化的历史（由历史系的一帮学者按一套成规进行研究）与哲学的历史（由另一帮完全不同的学者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成规进行研究）相分离，一方面，各种观念被赋予了一种虚假的自在的独立生命；另一方面，社会政治行为被表现为奇怪的、没有头脑的东西。当然，这种学术的二元化本身就是一种在现代世界几乎无所不在的概念之表现；不可否认，作为现代文化之最有影响力的敌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区分，无非是这同一种二元论的又一翻版。
不过，我们还应该记住，如果自我彻底将自身与从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承继下来的思想和实践模式相分离，那么这种分离的方式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以至于容易被忽视。在这种独特的现代自我被创造之时，其创造不仅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背景，而且要求一种由并不总是融贯的多种多样的信念与概念所界定的社会背景。被创造的就是个体，那么这种创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在造就我们自身的情感主义文化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就是我们下面必须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