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作为绝对责任和绝对热情（克尔恺郭尔所谓的“最高热情”）的信仰之秘密真理；这种热情与秘密结盟，它不代代相传，因此它不属于历史。这种最高热情的不可转告性乃是信仰的正常条件，它联系着秘密却又向我们发话：它总要重新开始。我们能够传递某种秘密，但对一种作为持守于秘密之秘密的传递是不是传递呢？这是不是在制造一种历史呢？是又不是。《恐惧与战栗》的跋不断地重复说明，每个世代都得开始和重新开始担当这一最高的热情，这一信仰，前代人在此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就这样，不断地重复着自身的绝对开端被描写成了非历史的，而历史性本身在绝对开端的这样一种不断重复内以时刻重新发明的传统为条件。
通过《恐惧与战栗》，我们徘徊在所谓书的宗教所刻画过的世代之间：这些宗教围绕着旧约《圣经》和犹太教，围绕着一个根本事件或一种穆斯林以之作为标准的牺牲。就父亲将儿子献作牺牲而言，就儿子牺牲在人的手中但最终又被初看是抛弃了的，将他交给考验的上帝所救而言，我们怎么能不在类比的意义上想到另一出热情？作为基督教的思想家，克尔恺郭尔最终将亚伯拉罕的秘密至少在字面的意义上导入了福音性的空间内。虽然这并不必然排斥某种犹太式或穆斯林式的阅读，但主导克尔恺郭尔解释的却是某段福音书。尽管这段话没有被引出，但它就像巴尔特莱比的“国王和谋士们”那样（但这次没有加引号），令那些熟读福音书的人所一眼看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