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用以对技术上和战略上的建议进行论证的实用的商谈，与经验商谈有某些类似之处。实用商谈的作用在于，将经验知识与假设的目标设定及优先考量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作为根基的准则对（并非是基于完善的信息之上的）决策的后果进行评估。技术上或战略上的建议的有效性，最终来源于作为这建议之基础的经验知识。其有效性与建议之接受者是否决定对行动指令加以采纳这一点无关。实用的商谈涉及可能的应用关联。这种商谈只是通过行为者主观的目标设定和优先考量与他的实际的意志之形成相联系的。在理性与意志之间并无内在的关联。而在伦理—实存的商谈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因为论证形成了一种使观念发生变化的理性的动机。
在这样的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商谈参与者与行动者的角色是重叠的。谁要想对他的生活弄得清清楚楚，对重大的价值决策进行论证，使其自我同一性得以确认，那么他在伦理—实存的商谈中是不能被别人所取代的，别人既不能代他作为当事人，也不能代他作为证明者。然而这恰恰就是商谈，因为即便是在这里，论证的步骤也不可以是随意的，必须是具有主体间的可理解性。个体要想赢得与自己生活历史的反思性的空间，只有在一种生活形式的视域中才能实现，这种生活形式是他与他人分享的并且构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纲领的关联。共同的生活世界的成员是那些潜在的参与者，他们在自我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着未参与的批评者那样的催化性的角色。这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某一分析家的治疗性的角色，只要可普遍化的现实的知识参与了进来。当然，这种现实的知识本身恰恰是在这样的商谈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