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穆罕默德率领子民沿着古代海上高速路西征的那个年代，这些孟加拉沿海的勇猛海上战士们就在锡兰、爪哇和苏门答腊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让雅利安人的血脉与缅甸和暹罗这些沿海民族的血脉相互交融，并迅速在相互交往中将华夏民族与印度民族联系在一起。
继11世纪马哈茂德治下的伽色尼王朝之后，亚洲迎来了延续数个世纪的漫长收缩时期：印度因自身国力受损而无暇他顾，退而自保；中国则刚刚经历了蒙古人暴政的重创，正在自我疗伤，失去了思想上的友善包容。然而，古老的交流热情依然留在东征西伐四处游走的鞑靼部落之中，他们如浪潮般退离北方的长城，又从印度旁遮普冒出头来，并席卷了这个地区。匈奴人、塞伽人和月氏人这些拉杰普特人的冷酷祖先们曾是蒙古势力大扩张的先驱，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带领下，蒙古部落曾将他们的足迹扩散到中华大地，使得孟加拉密教[1]在那里广泛传播，蒙古人还曾漫卷整个印度半岛，令印度的穆斯林帝国沾染了蒙古的政治形态和艺术色彩。
如果说亚洲是一个整体，那么也可以说，亚洲各民族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在这个习惯分类的年代里，我们忘记了，类别毕竟不过只是在由相似事物组成的浩瀚海洋中所闪烁着的特异光点，是为了智识上的方便而刻意树立起来以供人们崇拜的虚假之神，并不比两个可互换的学科各自独立存在这件事更具备终极或是相互排斥的有效性。如果说德里的历史代表了鞑靼人让自己强行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过程，那么我们也须铭记，巴格达的经历和她伟大的撒拉逊文化中，闪米特人的功绩不可忽视，他们在地中海沿岸的各法兰克国家面前展示着中国以及波斯的文明和艺术，意义同样深远重大。阿拉伯的骑士精神、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哲学以及印度的思想，统统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亚洲和平，从中孕育出一个共同的生命，在不同的地区绽放出特色各异的花朵，然而若要划出一道不容逾越的严格分界线，却无从下手。伊斯兰教义本身或许可被描述为马背上、剑在手的儒家学说，因为在黄河流域古老的公有制社会文明中，不难找出纯粹的游牧元素的蛛丝马迹，一如我们在各伊斯兰民族中可见的抽象概念和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