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以上三点，章太炎做出如下结论：“是故以义法条贯言之，《宋史》有统，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辞语言之，《辽》、《元》存朴，而《金史》增华也。”这个结论，就是所谓“作史者，当窥大体”的具体说明。今天来看，章氏所论，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章太炎还分析了清代学者为什么会形成他所批评的那种通行之说，认为《明史》出于清代官修，不敢訾议；辽、金、元三朝与满洲有相近之处，在“存质”方面亦多顾虑；于是有些人就“独论宋、元二史记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22]章太炎的这一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史学现象及其深层原因，是有启发的。《检论·哀清史》所附《近史商略》，最后还就当时作者所见《清史》“初定叙目”中的“纰缪”，发表诸多评论，这里不一一赘述。
五、结语
关于章太炎史学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诸家所论，或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特点，或论其历史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或论其史学之经世所用的宗旨，或论其作为由传统的封建旧史学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或论其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关系[23]，皆各有所得，亦可互相补充。但总的来看，从《訄书》出版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中国学人对于章太炎史学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考虑到如下两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确有加强和深入的必要：第一，当我们仔细考察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扮演了何种重要角色，其意义何在？第二，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百年史学的进程，重新来看待章太炎的史学思想时，关于其价值与局限，又会得到怎样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