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这么长时间，案子已经出现第五起了，骆辛仍然没有给出一份犯罪侧写，这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是非常罕见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骆辛自己心里当然最清楚。如果一起或者两起案子，跟网络上某种生态产生关联，可以说是巧合的话，那么连续五起都跟网络生态有关，那一定是经过预谋的。也就是说，这是犯罪人设定的一个标准。如果想要参透案件的本质，那必然要对网络生态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才行，所以一贯对电脑和网络抱有极大的抵触情绪的骆辛，这几日除了在档案室中翻阅卷宗，就是抱着平板电脑上网浏览。
逐渐地，随着他对网络生态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发现案件体现出这样一种模式：连续五起案件，实质上对应的是五种网络生态：张晶晶案对应的是“互联网游戏平台”；李玥涵案对应的是“网络社交平台”；田丽颖案对应的是“网络购物与网贷平台”（骆辛发现在网络社会中，网购与网贷相互依赖性非常紧密，几乎形成了一种价值互换的闭环关系，所以把它们并为一种生态）；曲春生案对应的是“网络约会平台”；赵健案对应的是“网络短视频应用平台”。
以上五种网络生态，正如周时好先前吐槽的那样，几乎涵盖了网络社会中的老百姓，尤其是网络社会的活跃群体——年轻人，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和重复的生活方式。而犯罪人选出的五个作案目标，是属于这五种网络生态中的极端个例，那么这种极端个例是怎么形成的？必然是因为他们过度沉溺于自己偏爱的网络生态，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所以骆辛总结认定：犯罪人作案针对的并不是道德缺憾者，而是如食用了“精神鸦片”一般的“沉迷者”。对那些极端个例来说，他们根本无法通过自身的防御机制来戒除心瘾，犯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想让这些人摆脱沉迷的局面，将他们从泥潭之中拉出来，他一定自认为是一个“救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