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治抉择在事实上抛弃了河北，唐朝处理安史降将时所采取的姑息政策如果追根溯源，其实正是当初北线方略的弃置。这里存在一个颇不易察觉的转变，即唐朝中央在平叛前期只是将范阳视为叛军巢穴，政治上将之置于一种敌视地位；及至叛乱最终平定之际，则天宝年间河北道南部包括易、定、恒、魏诸州在内的广大区域已然被视为异域他乡，“河北降将”的概念悄然取代了“幽营胡骑”。例如，封常清所上《遗表》称“皆是乌合之徒……当渔阳突骑之师”②,受困长安的杜甫写诗称“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③,皆是平叛前期普遍的社会思潮；而如“河北降将，各复其位”等平叛前夕的看法，则显然是前期时人所不具有的。这种转变的产生除了唐朝中央政治的变化、燕政权内部的权力嬗替等原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军事原因，则在于河北土团力量的撤出和平卢亲唐势力的南渡。
关于河北土团势力的兴起及作用，日野开三郎等学者曾有详细考证。④可以说，河北道南部对于安禄山的反叛本来便有抵御准备。叛乱前夕的平原太守颜真卿一面“候于境上”恭迎李史鱼等安禄山心腹的“巡按”①,一面“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②;而常山太守颜杲卿也是在叛军南下之时便已明确了反安禄山的态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河北战局其实是由当地土团力量与朔方军合作共同达成的，二者缺一不可。颜氏兄弟最初起事造成的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③的大好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假象，是在叛军主力南渡黄河、河北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时局面。天宝十五载(756)正月蔡希德、史思明相继回军，则常山立时失陷。而当李光弼以朔方、河东的精锐唐军东出井陉后，常山九县又七为唐有。④可以看出，河北土团的军事行动离不开朔方精锐唐军的大兵团作战，而朔方军的攻城拔地则仰赖于河北土团强大的声援。但这一局面随着潼关失守、朔方军退回河东而宣告结束。就在肃宗北上灵武的当月，“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肃宗遂以之“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表达了朝廷对于颜真卿河北抗敌的坚定支持。而颜真卿随即将肃宗蜡敕“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士气大振。⑤蜡丸达表一事不见于《旧唐书·颜真卿传》,当出于隐讳。这表明自肃宗即位伊始，颜真卿即坚定地站在灵武政权一边。当年十月，平原不守，真卿“弃郡渡河，历江淮、荆襄”,于次年四月到达凤翔行在，“授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⑥此后，河北的抵抗力量逐渐式微。平卢军则在天宝年间即已显示出对幽州的离心倾向，此点我们已有论述。幽营之间这种微妙的历史关系，使得平卢在叛乱爆发后保留有相当部分的亲唐力量，这本是唐朝收复范阳的绝好内应。安禄山起兵后，史思明亦率部南下饶阳①,平卢事实上同时空缺了正副节度使之职。唐廷在确认叛乱爆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撤换叛军巢穴范阳、平卢两节度，代之以封常清。显然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全权认可，然而唐廷同时“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的任命却显示了其对平卢军进行策反的意图。但次年二月韩朝阳携安禄山之命返回范阳发动政变，斩杀贾循等人，同时“招诱(吕)知诲”,“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餐”,平卢内部的亲唐势力大受打击。此后不久，平卢将校刘客奴杀吕知诲，“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被唐廷任命为“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而“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②刘正臣领兵攻范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后，李光弼回军土门，“思明随后徼击之，已而回军并行击刘正臣”,正臣兵败“弃军保北平”,“妻子及军资二千乘尽没”③,返回平卢后，刘正臣“为王玄志所酰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④。此后，平卢军兵马使董秦(李忠臣)“又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⑤。从上述叛乱初期平卢军的权力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在主力随史思明南下后，这支平卢军并不具备与燕军巢穴范阳相抗衡的实力，实际上更多表现为内部权力的争斗；其二，历次兵变实际都由平卢军旧员宿将策动，在节帅变动频繁的表象之下，是平卢军根深蒂固的内部利益。唐朝指望这样一支既乏实力，又无明确政治立场的边镇部队克复范阳，无异于痴人说梦。王玄志节制平卢后，已开始逐步安排南渡事宜，而唐廷对于北线方略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遂逐渐破灭。南渡以后的平卢军，已鲜少被时人与“黄头奚儿”、“营州杂胡”等形象联系起来，但又因其特殊的历史渊源而保持了与河朔三镇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学者或有据此提出所谓“华北藩镇联合体”的概念①,也可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